Pourquoi pas 個人觀察站 —「飲鴆止渴」還是「冒死尋水」（中）

上篇文章最後的論點我想要說明的是：儘管中國自鄧小平宣示「四個現代化」開放以來，所展現的高度經濟成長率在亞洲的確堪稱一支獨秀；但是這個國家本身在經濟發展上，還有許多非常巨大的困難（例如上文所舉的例子，暴露出的不僅是該國「基礎建設」在數量上嚴重不足，而且，就算是現成已有的基礎，其品質也是十分的脆弱）要面對與克服。以此觀之，只為了語文的方便與低廉的人工成本，就貿然地把所有家當一股腦的帶過去的做法，未必是件聰明的決定。

不僅如此，中國政府制度上的鉗制，才是更大的問題。

在以前戒嚴時期，面對黨外人士要求解嚴的訴求時，當時的行政院長林洋港曾有一句名言，大意是：「台灣只有3%的戒嚴。」意思是，雖然是戒嚴體制，但是國民黨政府只實施了3%；好像是說，如果把這3%忘掉，當時的台灣也算是個民主體制國家。不過，事實卻是：不管實行幾%的戒嚴，當時的台灣依然是獨裁體制的國家。

我舉上面這個例子，想要提醒的是：無論中國現在多麼向資本主義靠攏，這個國家仍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當然更不是民主國家。

台灣所謂的管理或商業的雜誌，常常會吹捧中國政府的施政效率。殊不知這樣的效率就是在非民主的獨裁政權中才有可能發生。因為獨裁，所以政府作政策規劃時，不用取得民眾的同意；因為是共產國家，所以也沒有私有財產制所衍生的問題，政府自然也不用在徵收土地過程上「浪費」時間與成本。（對大多數製造業者來說，只要方便取得土地，蓋廠房，生產產品賣錢，這樣的政策就會獲得支持。）所以，上海市可以只用兩三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市內快速公路網的建設，而三峽葛洲大壩也能如期順利完成…….但是，形成這樣的「效率」的背後的經濟、政治、社會因素，也將造成投資者的不幸與損失。

中國的政經制度最大的幾個問題就是：一、金融自由開放以及透明的程度太低。二、獨裁政治。三、中國的政治體制裡的現代化程度太低。

所有的剛步入開發中的新興國家，因為本身的社經發展的程度相較於已開發國家的水準來得不夠，所以，在經濟上對外常常會採取帶有保護主義色彩的金融獲經濟措施（台灣以前也是這樣起家的，還記得以前一台進口車被被課200%的關稅；後來也是被老美強迫開放的），來抵抗外國的競爭或減緩開放所帶來對國內經濟的衝擊。這樣的情形全世界皆然，所以，若中國這樣做，自然也可以理解。

這幾年，人民幣「被迫升值」一直是市場關心的焦點（「錢」進中國購買人民幣是這幾年最夯的經濟活動之一）。有「被迫升值」的情形，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就是表示中國有貨幣的保護政策；換句話說，這個被迫升值的事實就反映出中國的貨幣政策的自由度跟世界一般國家仍有一段不小的差距。我剛說過，對外立起匯率的政策保護牆是許多剛步入開發中的新興國家會用的招數，這沒什麼大不了。會提到這個現象，只是想要指出中國金融最大的核心問題--「現代化程度太低」。

用「現代化程度太低」這個說法，可能不是個恰當的評價；因為，前面我曾經提到，中國根本就不是個採取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國家，所以，用資本主義的角度說它「現代化程度太低」的確並不公平。但是，實際狀況是，目前中國沿海的經濟活動哪個不是依循著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進行的呢？政治上採取著開放社會主義但是經濟活動卻引來資本主義，難怪中國的金融政策與金融制度與活動常常是四不像的局面。那些對中國有高度熱情的人們可能沒有意識到，這個國家的銀行體系跟金融活動的規則，竟然跟我們所熟悉的制度是完全不一樣的。

第二個問題是最大的問題。前面提過了，因為獨裁，所以執行一些公共建設有效率；但是，也正因為獨裁，所以對一個外來投資者，他就面臨一個完全不安全的環境。先不談「言論自由」這種在這類國家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先舉幾個跟經濟金融有關的例子好了：第一個是在2001年左右，中國政府規定銀行的利息從7%左右直落降到2.5%一次到位（這種事怎麼可能會發生在資本主義裡任何一個高度經濟自由的國家裡）、第二個就是去年3月為了經濟降溫，一次就高幅調整銀行存款準備比例，造成全世界的股災、還有，就是今年開始的勞動合同，直接就衝擊到那些為了想節省人工成本而跑到中國設廠的台商、當然，也包括去年調高外商營業所得稅的政策……。

持平而論，一國的政府總有施政目標跟階段的施政重點；所以，以上的政策的實施，對中國政府來說應該都是有需要的，所以才會實施。然而，問題不在於實不實施，而在於實施的手法與過程。因為是獨裁政權，所以整個政策是沒有下到上溝通的可能，當然也是完全不可被其他意見所影響的。這就造成一般的企業在經營上極大的風險，而且，也絕對沒有任何救濟管道。

第三個的問題反映在政府機器的管理上。

首先，中國到現在還是人治管理而非法治管理。中國傳統政治的遊戲規則裡，法律永遠是為政治服務，所有的政策執行都是看政治風向做事，政策可以隨時喊卡，以前對的價值換個政治領導之後可能就完全就變成錯了。當政策執行所仰賴的是「誰說了算」而不是仰賴法律的規定時，這樣的投資環境是完全不可被預料地非常險惡的。其次，因為是獨裁政治，政策形成過程的透明度非常低，對於過程中各路政治勢力的插手跟赤裸搶奪，完全沒有任何機制可以控制。面對這種情形，任何一個來自現代政府的投資者，有能力的，就結合能找得到的當地有力勢力加入這種爭奪，次一等的，就到處打探可能的消息，再依所得資訊來作決定；完全沒能力的，就等著任人宰割。最後，貪污的文化無法自中國政治文化中清除掉是另一項投資者的痛，想要在任何地方開設廠辦的第一步就是要「打通當地的黨、政、軍各路勢力的關節」，這是要在中國投資者的基本常識。曾有台商表示，光是打裡這些牛鬼蛇神的成本，有些甚至就會使得辛苦的投資完全沒有獲利，加上上面提到的隨時轉換的政策風向，更是雪上加霜。

還有一個比較宏觀層次的問題，那就是：中央集權的統治方式已無法有效管理中國的政府運作。人類發明的政治制度總是有其限制，到目前的經驗顯示，唯有邦聯制的制度才能有效地處理大面積以及多人口的國家；這還要配上高度的教育普及率以及先進的科技與靈活的制度形成程序，而這些，都不是中國目前所擁有的。而這個國家還堅持採取中央集權的統治方式，來管理全世界土地最大，人口最多的國家，無怪乎，中國的統治階層只能老是高喊「抓緊大方向」，而無法再細緻處理施政的過程，面對一些嚴重的施政弊端，也頂多都是辦幾個大官，就算處理問題，然而藏污納垢的政策執行過程永遠沒有改善過。

上面所提到的，頂多是想說明因為中國政經環境的限制，使得產業移到中國的經營其實是必須面對相當多的風險，而這些風險，在其他的開發中國家，未必會遇到。

能夠說「向中國傾斜」這樣的決定是「飲鴆止渴」的理由，應該還是來自下篇文章提到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