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st la vie 電影講座—〈海角七号〉與說故事的能力

就如同我之前所言，我要去電影院看〈海角七号〉。於是，在830遊行完之後，我們一家三口就驅車趕往信義華納威秀（沒想到因之前某次競賽所得來的兩張電影院優待券，竟然還真的派得上用場），希望能看到晚上6點多的那一場。我當時的想法是，就算這部片再怎麼賣座，以過往的經驗來看，國片到上映後的第二個星期，應該就不會有那麼多人在看了。結果，竟然只剩下最後面邊邊角角的座位，而且我們還得被迫妻離子散，這我當然不願；想說下一場8點多的應該會比較好吧？﹗竟然也只剩下倒數第二排才有位置，所以，當天當然是敗興而歸。但是這也顯露出這部電影應該會大賣的跡象。

終於，我利用我工作時間自由的好處，在之後的星期二下午4點多，在同一個戲院，我們三人一同實踐了這個自我約定。

看完了這部片，我很高興它沒讓我失望。
只不過，對照到最近輿論上對這部片評論的大推崇，我倒認為，這樣的推崇比較像是一個一直都找不到像樣餐廳的饕客，因為偶然發現了一間還有點像樣的餐廳，產生了『高反差滿足心理』之後，所做出來的動作。

如果把這部片當作是一間店，那它的詼諧逗趣與素材親切，是讓剛踏進去的客人被吸引的賣點；其實，讓我感到驚豔的，反而是由幾封一直沒寄到女主人手上的信所表達出如詩一般的情感陳述，以及令人念念不忘的電影配樂。
更值得一提的，是這部片的『故事性』。
就像這部片的導演魏德聖在某一次的專訪之中曾經表示：「……但當大家不再單純用影像思考，而能用講故事的邏輯來看待時，國片就回到了常民文化。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能不能說出一個好故事，……」對﹗就是『說好一個故事』這個要素，使得這樣的國片會有市場性，因為有人要看。
海角七号已經開始往『說好一個故事』的方向努力；雖然，嚴格說起來，距離『說好一個故事』還有點距離，但是，跟大家印象裡的國片已經是0分跟70分的差別了。

我一直都認為，一個大家都覺得好看的電影，基本上一定是一個說得很好的故事。

一個『說得好的故事』包含了兩個元素：第一個元素，是要有『會說故事的人』。台灣片連自己人都不愛看的最大原因，就是在於，導演說故事的能力很差。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台灣所謂的名導演都喜歡『用鏡頭說故事』，側重的是意象與暗喻，但是，因為藝術性太高故事性太少，使得大多數的人根本沒辦法用鏡頭看懂故事。
第二個元素，是故事的題材是否能與觀眾的生活經驗或人性上產生共鳴。其實，早期的國片導演，排除掉電影裡所謂的『教忠教孝』的黨國色彩來看，講故事的能力都非常好。
但是，慢慢地，因為故事題材的侷限性，那些會講故事的導演所導的片的題材跟台灣社會沒有直接關係，慢慢地不被觀眾所接受；另一方面，在當時還是戒嚴體制下，因為政治力的阻止，整個文化市場上還不能容許採用太多與我們生長的這塊土地有關的素材。所以，一方面，就衍生出一些故事敘述不僅毫無邏輯而且題材也是莫名其妙的所謂「搞笑片」，另一方面，就發展出一種是故事本身不複雜，但注重導演拍攝手法的國際級藝術性電影，一種是把故事題材侷限在某一些刻板印象的電影：說到都會男女，就是講彼此的心情；說到台灣農村，就一定是傻楞與悲苦。
這幾年，那些賣座不太好的國片所選取的的素材，跟我們一般人的生活經驗更有很大的差距，讓人覺得那些片是電影圈的文化人拍給自己圈內人看爽的。舉個例子來說，我沒任何的性別歧視，看到這幾年國片拍的素材，跟怎麼老是繞著同性戀議題打轉，也令我很不解。
還有，導演本身生命經驗與人生的歷練，也左右了說故事的能力與跟觀眾互動的程度。其實，這幾年，有些年輕導演嘗試要走出新的路線與用更廣的題材，也做了很多努力。只不過，或許是因為個人生命的厚度不夠，所拍出來的電影故事，看起來就是假假的。

要求〈海角七号〉能帶動國片的復興，這個期望或許太高；但是它提醒大家『說好一個故事』對國片有多麼重要；就這件事所顯示出的重要性，老早就遠遠超過它本身所獲得的獎項與藝術肯定。

期望能看到更多會說故事的導演來拍國片，也希望他們說的故事題材不會老是來自那些所謂的台北文化菁英觀點，而能實際地反應出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民眾的情感跟價值。
到那個時候，應該就不會有『如何拯救國片』這類讓人感到無力的問題了。


賣錢的電影，不一定是經典電影；不過，真正的經典電影，絕對是賣錢的電影。